自恃“秉承重任”的北大教授霍德明近期关于坚决反对政府救市的一连串言路受到投资者的猛烈炮轰，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我敢说，广大中小投资者为中国股市做出的贡献远远要比某些学者在象牙塔里做出的贡献大得多。不过，仅从投资者意愿和政府态度的角度来讨论该不该救市的问题很是肤浅。我要强调的是，政府救市的必要性源自公共政策的对称性，而这一点恰恰是北大教授所忽视的。

所谓公共政策的对称性，首先是指各种政策应当与所在公共经济体总的目标达成一致。受此指引，在当前公共政策旨在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维护股市的稳定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政策目标之一。然而，在不到6个月内便蒸发掉近一半市值，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稳定的股市。单从这一点来看，在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股市的平稳运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我想，霍教授的言论之所以受到炮轰，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暴跌的股市和损失惨重的投资者面前显得十分冷血。毋庸置疑，稳定股市应当被看作是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一部分，除非在政策上已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目标，转而以牺牲资本市场利益为代价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或者差别化地在争取经济软着陆的同时放任股市硬着陆。

其次，公共政策的对称性也是指核心政策与附属政策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协同一致。中国现阶段公共政策的核心无疑是确保经济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在绝大多数与之相关的附属政策当中，该等对称性是可见的和可以验证的。但是，不可否认，目前实行的价格干预政策绝不代表市场经济的方向，其结果是非常严重地影响到微观经济，使得原本符合市场预期的企业盈利状况出现急剧恶化。例如，由于在电力行业实行长期的价格干预，在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后，许多电力企业出现利润滑坡甚至亏损；由于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尤其是冻结成品油价格，石油公司不仅不能因石油价格上涨而受益，反而要承担巨大的炼油业务亏损。事实证明，持续的股市下跌充分反映了该等价格干预政策对相关上市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以往大张旗鼓地鼓励石油公司和电力公司上市显示了政府决心要在这两个重要的产业领域实行市场机制，就不应当在事后出台与之相反的政策。说得轻松点，这是公共政策的非对称性风险；说得严重点，这是公共政策的信任度风险；说得再严重点，这是向公共投资者转移政策压力。我想，霍教授应该很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三，如果不否认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皆旨在维护社会利益公平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话，那么，为救济一种不公平而采取的公共政策不应当以产生新的不公平为代价，这应当是公共政策必须避免的非对称性风险。鉴于高通胀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并不是公平的，主要是指低收入家庭在支出上较高的恩格尔系数决定了他们的货币购买力所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因此，目前为防止通胀进一步加剧所采取的价格干预政策有着对不公平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加以救济的意图。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仅就针对石油公司采取的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和冻结成品油价格这两项政策而言，令两大石油上市公司的市值损失高达8万亿之巨，并拖累大盘损失了更多的市值。尽管流通市值损失相对较小，但如果注意到中国股市是一个由散户投资者为主要参与者的市场，而共同基金的受益人绝大多数也是散户，并同时注意到散户当中属于中低收入者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那么，必须承认，执行上述价格干预政策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毫无疑问，中低收入者在股市遭遇到的损失远远大于他们由于食品价格上涨而牺牲的货币购买力。糟糕的是，从开户人数统计数据推算，几乎全部城镇家庭都参与了股市交易。有人说这是受赚钱效应的驱使，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政府此前关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无论如何，当有证据表明不正常的股市与不对称的公共政策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时候，尽快出台救济性政策是必要的，而且不能局限在降低印花税的层面。比如说，假如少收六百亿元石油特别收益金和区区几十亿元原油进口税便可以透过改善权重股业绩预期而稳定其股价走势并对大盘产生一连串利好影响的话，是不是一项惠而不费的救市措施呢？当然，应当像允许奶制品适当涨价那样，放宽针对成品油、电力和化肥领域的价格干预政策，防止其对微观经济产生进一步非常僵化的负面影响，相关的努力也应当被看作是救市政策的一部分。

正确的做法是，政府要推行价格干预政策，必须做好相应的财政预算平衡。为此，政府应当首先牺牲财政收入增长目标，而不是较多地牺牲投资者收益预期。如果这还不够，既然强调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对于稳定执政者地位的重要性，为什么不能把近几年激增的豪华党政机构办公楼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以筹集资金呢？

决不夸张地讲，价格干预是非常严厉的非市场经济手段，眼下在股市看到的影响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一旦发展到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运行出现严重冲突的地步，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到那时，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晴雨表，股市的遭遇似乎会变得更糟。

与北大霍教授不同的是，我对现阶段国内公共政策的疑虑，更多地集中在：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时期公共政策会陷入最困惑、最相互矛盾的地步？比如说，我们不是长期为钱从哪里来而困惑吗？为什么不利用前所未有的庞大资金储备去弥补多年来在基础设施、公共福利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积累的欠账呢？是担心中国经济更迅速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吗？是为了给美元贬值预留更大的空间以至中国人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被更多地人间蒸发吗？是为了继承中国人囤积货币财富的传统而让更善于将符号财富变成真实财富的国家看我们的笑话吗？说到底，经济发展的全部意义是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需求，而满足需求的手段从来都只能是增加供给。别忘了，今天的储蓄是明天的消费，为满足明天的消费需求，必须扩大今天的投资以增加明天的供给。谁说中国目前的通胀不是供不应求的结果！随着今天的储蓄在明天更多转化为消费，明天的供不应求以至通胀问题不会进一步加剧吗？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证监会可以在救市政策当中扮演多少重要的角色，尽管来自证监会的努力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