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讨论股市是牛市还是熊市，那就太幼稚了，现在的中国股市已经是股灾。全世界公认的熊市标准是股市下跌持续6个月以上，跌幅超过30%。这种跌幅，在美国近300年的证券史上一共发生了13次，欧洲不超过13次，日本有4次。从2007年10月到今年4月中旬，A股目前跌幅已超过50%。如果我们还说现在是慢牛什么的，就太缺乏常识了。这是大熊市，也就是股灾。有人说是正常的，因为前一段股市涨得过多，暴涨必有暴跌，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暴涨会有暴跌，但不是必有暴跌！

　　中国股市暴涨和暴跌确实的原因在于这个市场是一个情绪驱动型的市场。从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中国股市的特征是呈现一个情绪驱动型的非理性繁荣，现在则演变为情绪驱动型的非理性股灾。股市危机已经发生了，原因是成败萧何，涨也情绪，跌也情绪。许多人认为市场暴涨暴跌的原因在于投资人的非理性，这是表象，没看到本质。暴涨暴跌的股市暴露出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也就是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征。

　　中国股市自产生以来，就带有政策市的胎迹，是政府设计了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制度-股权分置。在股权分置的基础上，证券市场一般性特征和基本功能必然是不健全的。为了完善资本市场，政府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这本身就是政策市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股权分置改革的政策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救市。

　　股改就是救市！还讨论什么要不要救市呢？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不存在的问题，还是不是牛市？当然不是；是不是政策市？当然是；要不要救市？正在救市。

　　当前的救市可以有三个层次的理解。

　　一是救股民(投资者)。救股民就是民生问题之一，这是最狭义的理解。股民赔钱，股市下跌关乎国计民生，一亿多人处于水深火热，政府应该关心他们，因为投资者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做了贡献，没有理由在响应政府的号召、追求财产性收入的时候，让他们蒙受这么大的财产损失。很多人批评投资者不理性，却没有意识到许多投资者进来，是因为听了政府的话；投资者之所以亏损，是因为股市的制度有缺陷，并不完全是投资者自己的原因。

　　二是救市场。暴涨暴跌暴露的是这个市场的缺陷，所以要完善市场制度，继续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本身就是救市场，在救市场的背景下，现在股市暴跌了，要不要救呢？当然要继续救市场，要从暴跌中看到市场的缺陷，寻找改革的方案。救市场就提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谁来救？

　　市场上许多人士呼吁中国证监会救市，其实找错了对象。《证券法》根本没有授权中国证监会任何救市的权力。谁该来救市？财政部收了印花税，也就必须承担救市的职责。比如调低印花税，提高股票投资额度，但财政部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暴露出中国股市的另一个制度缺陷：即在市场出现像股灾危机状态的时候，谁应该承担救灾的责任在法律上并不清楚。当许多人士呼吁中国证监会做“救火队员”的时候，中国证监会却心里有苦说不出-让我拿什么救市？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政府决定拯救香港股市。但救市的主角不是香港证监会，而是金管局，该部门相当于香港的财政部加中央银行。当A股市场股灾已经发生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却置身事外，这就是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市场制度上的缺陷包括股权分置、融资功能和一级市场的不公平。人们看到这个市场是只有人圈钱而没有人救市。当市场情况好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伸手，但是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声明，出台措施救市。

　　三是救国家。在现代社会，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意味着财富的标准变了。秘鲁的一位经济学家长期研究贫富悬殊的问题，他写了一本书叫《资本的秘密》。这本书的结论是，穷人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资本；不是不拥有财富，而是财富不能流动。通过对全世界贫民区的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穷人拥有的财富并不比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国家的少，但是由于他们的财富没有流动，没有交易，所以就不被承认为财富。他在调查中把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和棚户区做了一个估值，价值在9万3千多亿美元。于是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财富会由于没有流动和交易变成贫穷。

　　最近，广东东莞一个代表团去古巴访问，令他们最吃惊的事情是，那里海滨别墅一个月的租金是一美元，买一个苹果也是一美元。于是就出现了住别墅的穷人和

　　买苹果的富人。苹果和别墅的差别在哪里？古巴的海滨别墅没有产权，不能交易，所以就和可以交易的苹果对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由于资本市场能够创造资产的流动，创造资产的交易。因此，当今社会谁拥有了资本市场，谁就能够实现从财富到资本的过渡，就能够形成真实的财富。穷人并不是没有财富，但是由于财富不能流动、不能交易，所以就成为了穷人；富人不仅拥有财富，而且使财富能够流动，能够交易，所以能够把财富放大。于是贫富悬殊的原因不在于拥有财富，而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从财富到资本的过渡。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在于是否拥有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建立真正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保护的不是产权，而是保护产权的交易，于是产权的交易变成了贫富悬殊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资本市场，就足以说明国家为什么要救市。

　　救股市就是救国家，一个国家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那么拥有多少财富都可能是贫穷。在是否需要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我们要不要一个富裕的中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要把政府救市提升到救国图强的层次。

　　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否发达是该国能否强大的关键。

　　“股指6000”应是大国崛起的基石，现在“基石”已经变成了房顶。这时却有人讲“三不”，即政府不应该、不必要、也不能救市。我想质问，说这话的人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拿这个国家当你的家，拿国民的财产当作你自己的财产，当你财产赔掉了一半，你说我不该管，不能管，不必管，那你就不要当这个家了。这个概念我想谁都清楚，政府管的是国民财富，不是你自己的钱。当国家的财富在市场上流失超过40%的时候，你站出来说，我不该管，不能管，不必管，这还是当家人吗？

　　资本市场的问题有许多是基础建设的缺陷造成的。比如，推出股指期货，才有可能让机构资金长期持有股票，然后通过衍生证券市场来规避持有股票的风险，现在由于没有避险工具，市场暴跌时基金还在大量地抛售。所以在股市的基础性建设未完成之前，暴涨暴跌的局面在短期内改变不了，因为这个市场还是一个情绪驱动型的非理性繁荣或衰退。但我们已经开始在改变它，那就是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市的存在。所以，能不能迅速完成股改，就变成了这个市场是否能够继续走好的关键。在股市暴跌的时候，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大小非”减持，认为减持引起了这场灾难。潜台词就是人们开始怀疑股权分置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所以这个时候，坚持股权分置改革，坚持政府积极救市，实际上是解决股市走出暴涨暴跌的政策举措。

　　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如果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面发生变化，那就是一个资金面的变化。要解决资金面的问题，必须要开源截流。开源就是让更多的资金合规地进入市场，开源不足的时候就必须截流，要截流才会出现先截谁后截谁的问题。是让股市给“大小非”减持让路，还是继续让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唱主角，这是市场深层的利益冲突。如果“大小非”减持为新股发行和再融资让路，就等于是告诉大家放弃股改，那么中国股市就永远走不出暴涨暴跌的噩梦。所以，是限制“大小非”的流通，还是延缓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变成了当前市场真正的利益之争。是要股改的成功，还是保护少数公司的短期利益，这才是救市之争的关键。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才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市行将结束。